“要想激励科技创新，应该从发展耐心资本，鼓励企业进行早期风险投资，同时鼓励法治化，开放资本市场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、一致性，这几方面都非常重要。”近日，在“2024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·金融峰会”上，全国人大代表、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田轩围绕“金融改革推动新质生产力”发表主旨演讲时表示。

田轩认为，2010年以后，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所谓的“新常态”，增速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和中速增长，现在经济增速大概维持在5%左右，倒逼我们必须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方式，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从而更好地促进经济平稳高质量增长。

市委常委、副市长华源主持。商务部部长助理唐文弘致辞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出席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江小涓、牛津大学网络学院互联网治理与监管专业教授维克托·迈尔-舍恩伯格发表主旨演讲。

南通市委副书记、市长张彤在致辞中称，开放协同是全球共识，也是南通这座城市的基因。南通拥有宜居宜业的开放环境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借鉴上海自贸区、浦东综合改革试点、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等开放成果，着力打造与上海同标同质的营商环境。当前，南通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机遇期，欢迎各位嘉宾、企业家朋友加强与南通的交流、增进对南通的了解。

什么是创新？创新为什么这么难？用崭新的激励方式来支持科技创新到底应该怎么做？

峰会上，田轩谈及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的助力和抓手。并强调，需要健康开放的资本市场。同时，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也至关重要。

金融市场开放能够促进创新

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建设金融强国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其中首篇大文章就是科技金融。科技金融就是怎样利用金融手段促进科技创新，企业则是科技创新主体。

“我们试图搭建宏观理论框架，从宏观角度关注的是金融制度，中观角度关注的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怎么影响企业创新动机和结果，微观层面关注的是企业战略、企业要素的调整等。”田轩称。

他认为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非常重要的助力和抓手涉及几个具体方面。

抓手一，是健康开放的资本市场。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中信贷融资一直是主要的融资渠道，股权融资的份额非常低，资本市场发展极其不均衡。

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，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，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田轩表示，对于外部融资依赖度高的行业来说，股权市场发展水平和行业的创新数量、创新质量、原创性以及通用性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，而信贷市场发展水平则与之呈负相关。

在对外开放方面，田轩通过对2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对比发现，金融市场开放能够促进创新。“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开放以后，国外机构投资者进入，企业创新数量、质量，包括创新企业的数量都会有明显的提升。”

数据显示，在1981~2008年间实现金融市场开放的国家，其创新数量、创新质量、创新企业数量平均增长了13%、16%、11%。

其次，田轩认为，稳定的宏观政策导向也至关重要。他通过梳理42个国家的数据发现，国家政策本身偏左一点、偏右一点、偏资本一点、偏劳工一点，对企业创新没有什么影响，因为企业家们可以根据宏观政策来调整自己的投资决策，但最担心的是不确定性，当企业家们不知道未来的政策方向，企业家能做的事是等待、观望，减少长期投资，更多专注短期投资。

基于此，田轩强调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、一致性，给市场形成连续稳定一致的预期是非常关键的。“总的来说，要想激励科技创新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应该从发展耐心资本，鼓励企业进行早期风险投资，同时鼓励法治化，开放资本市场，保持政策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、一致性，这几方面都非常重要。”他称。

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要崭新的组织形式

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离不开包容个性和容忍失败的文化氛围。

曾经有学者做过研究，他访谈了几十位“超级创业者”，即独角兽的创始人，总结了这些“超级创业者”身上的特质。“这些特质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是我们不太喜欢的特质，但恰恰是‘超级创业者’身上拥有的一些特点。换句话说，‘超级创业者’做的是颠覆性的创新，发展新质生产力，往往是特立独行、离经叛道的，所以我们对他们必须要有相应的包容，才能鼓励他们不断探索和试错。”田轩称。

对于创业创新最重要的抓手和推动力量就是私募股权基金、创投企业。对比来看，当前，创投基金很重要的特点是国外的基金一般是10至12年，国内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短，是3至5年，现在差不多有“5+2”7年。“国内基金整体来说存续期比美国短很多，代表国内基金并不是足够耐心，还不能完全做到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。而国外的基金则能真正投早期的项目，能包容失败，容忍个性。”田轩称。

谈及国内基金和美国基金存续期的差异，田轩认为，这和背后的LP构成有关系。美国只有2%的富有家族和个人，绝大多数是机构投资者。在机构投资者中，养老基金、退休基金、大学捐赠基金又占大多数，这些基金的特点就是追求长期稳定的现金流。

国内则主要是政府出资平台/政府机构、个人、产业资本。而由于政府评价体系、机制问题，涉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，导致很难投早投小投硬科技，不愿冒高风险投资，“这需要对公司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一点。”田轩称。

另外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要崭新的组织形式，比如企业风险投资（CVC)。田轩解释到，CVC资金来源是背后的母公司，由非金融类企业设立风险投资基金，通过附属机构对创业企业直接进行风险投资。例如，美国英特尔、谷歌，国内的小米、联想等。

他表示，投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财务回报，更多是从母公司的战略布局来考量，所以投资用的是自有资金，不用到LP去募资，没有退出的压力，存续期可以非常长，“CVC很重要的特点是对失败的容忍度比较高，对被投企业的创新数量和质量要求比较高。”

田轩强调，“激励科技创新，鼓励企业引入早期战投是非常重要的。”

同时，完善健全的法治环境也必不可少。“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对创新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。”田轩称，通过观测32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，发现对投资者更好地保护能提升企业研发的投入，而采用4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发现，投资者保护对于企业投资效率有正面的影响；更进一步，通过27个国家和地区的539个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，发现在对小股东保护更好的国家，公司的估值更高。

田轩强调，对债务人宽容的个人破产法能激励创业，对债务人宽容的企业破产法能激励企业创新。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企业的科技创新也有很重要的作用，所以法治化建设对企业创新有着很重要的正面推动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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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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